深圳往西有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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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摘编自《深度转型》,企业管理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滕泰、朱长征 著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的人口流动数据,让人们把视角转向粤港澳大湾区:过去10年大湾区内地9城市新增人口2183万人,不但人口流入最多,人口结构也最年轻、最有活力。

如果将大湾区“9+2”城市视为一个经济体,那么其经济体量已与俄罗斯或韩国相近。然而,大湾区内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珠江口西岸城市的GDP总量只有东岸城市的1/5。

大湾区东西两岸城市的要素禀赋相同、政策环境相似、地理位置相近,为什么经济发展会出现失衡?背后的客观因素和深层次的主观原因是否已经消除?未来的大湾区,如何通过战略调整实现更平衡的发展?

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犹如分跨珠江口东西的两颗明珠。深圳面积为1997平方千米,珠海为1736平方千米,两市不仅面积相差不多,198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大体相当。

40年过去,深圳已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2020年GDP达2.76万亿元,仅次于上海市和北京市,而珠海经济总量仅有3482亿元,约为深圳的1/8;在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广东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深圳有8家,珠海仅格力电器1家;从上市公司数量来看,深圳在内地、香港,以及国外上市的公司总数到2020年年底超过400家,而珠海仅有38家。截至2020年年底,深圳本地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6.36万亿元,珠海则为6620亿元。

如果进一步比较珠江东西两岸的城市就会发现,珠海发展的迟缓实际上是珠江西岸整体滞后的缩影。

我们将粤港澳大湾区所包含的“9+2”城市群划分为三个圈:珠江东岸城市包括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珠江西岸城市包括澳门、珠海、中山、江门,珠江北岸城市包括广州、佛山、肇庆。从广东省各地级市2020年本地GDP规模可以看出,排在前5名的均为东岸和北岸城市,西岸的珠海、江门、中山不仅在省内排在第6名至第9名,在全国也分别排在第72、第82、第84名,与河南许昌市、江苏宿迁市、广西柳州市大体相当。

以深圳和香港为核心的大湾区东岸增长极,以广州和佛山为核心的大湾区北岸增长极,都已成为拉动全国经济的火车头、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聚集地、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但西岸的澳门、珠海、中山、江门不但经济体量小,发展水平和发展观念落后,在各项指标上均不拔尖,合起来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经济增长极。

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虽然经济总量大、人口流入多、产业结构好,但在内部却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西岸城市与东岸城市差距巨大,让大湾区成为两条腿一长一短的“跛脚”巨人。

如同中央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广东省也一直重视珠江口西岸城市的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中,西岸的珠海和东岸的深圳各占一席;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横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希望逐步把横琴建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十三五”期间,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江门打造“珠江西岸新增长极和沿海经济带上的江海门户”的重任;201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布局和项目规划》;2021年,又出台了《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

在过去40多年里,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不仅处于大湾区的交通末梢,而且在产业承接上也处于大湾区的传播末端,成为大湾区的“失乐园”。在现实中,过去大湾区的产业传播,首先从香港到深圳,然后到东莞、广州、佛山,最后才到珠江西岸的中山、珠海。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珠海、中山等珠江西岸城市寄希望于对岸是别无选择,那么40多年后的今天,珠江西岸的交通条件、区位优势、人文环境和产业基础已今非昔比。

随着1999年京珠高速公路广州至珠海段建成通车,2012年广珠铁路、广珠城际轨道全线投入运营,无论是航空、公路还是铁路,从广州直达珠海、中山都已经非常方便。如今从广州往来中山、珠海,高铁半个小时可达,乘坐城际大巴或自驾车也1小时可达。

与珠江东岸的联系方面,除了虎门大桥连接两岸,2018年港珠澳大桥开通,原计划2024年建成的深中大桥有望提前建成通车,深圳至珠海城际铁路(深珠通道)也已经开始论证规划;正在规划中的中虎龙城际将贯通中山、东莞、深圳(龙岗)三个城市;水上通道方面,深圳机场码头—中山港、深圳机场码头—珠海九洲港等航线渐次开通。

广东省交通规划方面有关负责人曾表示:“从规划原则来看,两岸各城市均至少建成一条跨江通道,基本形成公路、铁路、市郊轨道等多方式、全天候的跨江通道体系,实现两岸城市一体化衔接,大湾区主要城市之间形成1小时交通圈。”

在市内建设方面,珠江西岸城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珠海市的横琴荒岛变成了新区,原来的滩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开发区和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被河流和山脉分割的城市也由一座座大桥和隧道连成一体;中山市近年在翠亨新区、岐江新城开发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欢乐海岸、富元国际金融中心、科技金融新城、湾西智谷、科技新城中轴线等都在布局和建设中;江门市一批大桥、高快速路及江湛铁路通车,接入了全国高速铁路网,大广海湾经济区、银湖湾滨海地区、江门人才岛等重要软硬基础设施相继建成。

珠江西岸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不仅来自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备,更重要的是来自新时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要素比较优势。

在传统制造业时代,经济地理位置中最重要的是:是否临近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地;是否靠近水路或铁路以实现低成本运输;是否靠近产品销售市场。但要素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进程、要素流动和价格变化不断动态演化的。

根据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珠海、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前40年经济发展滞后,主要是在天然资源、非技术工人、资金、地理位置等初级要素方面不具天然优势。

然而,当走过了特定发展阶段后,上述初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而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创新创业环境、融资便利度、信息与交通便利、研究机构、高等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珠江西岸就会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港深增长极和广佛增长极的制造业扩散,一度呈现为沿着高速公路扩散到东莞和惠州等地,未来这些增长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端产业的扩散,将主要受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生活成本优势、创新创业环境、内外交通便利等的综合影响,逐步扩散到中山、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

就像当年的浦东之于浦西,一侧是广阔的待开发空间,另一侧是高度密集的产业、到处寻找机会的资本、技术和拥挤的人口,一旦交通打通以后,两岸的居住成本、医疗、教育、消费水平、发展空间等“势能差”势必会被填平。

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山的人口密度为1895人/平方千米,珠海为1165人/平方千米,江门仅为487人/平方千米,而深圳的人口密度为6484人/平方千米;

从居住成本来看,珠海的商品房价格一般在2万~5万元/平方米,江门仅为1.18万元/平方米,中山南朗镇为1.4万元/平方米,而对岸的深圳南山区房价动辄10万元/平方米甚至20万元/平方米;

从教育资源来看,深圳201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59万人,而珠海为3.8万人;

从消费水平来看,深圳人均消费支出中,用于居住的支出为12609元,珠海为9347元,中山和江门分别只有5111元和4384元……

优美的自然环境,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居住成本,相对轻松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以及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使得珠江西岸城市高级要素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并形成持续吸引要素和产业流入的巨大“势能差”。

从发展空间来看,中山市面积为1780多平方千米,与珠海相当,而江门市面积达9500平方千米,发展腹地广阔。

这与大开发之初上海浦西、浦东相似,彼时浦西老城区人口密集、街巷狭窄,工厂与居住混杂,腾挪余地很小,但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各项要素完备,轻重工业基础领先国内其他地区,而浦东却腹地开阔,一旦得到相关政策支持,就迅速成为高级生产要素和新产业聚集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地区都享受到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增长红利”,不论是消除道路不通、海洋阻隔等物理方面的要素流动障碍,还是消除政策、法律等制度障碍,都会因为“势能差”而带来一波又一波的要素和产业流动红利。

珠江东岸和西岸,既无制度差异,也无文化差异,因而正在累积的交通便利条件就犹如打开了人才、资金、技术、产业等流动的“堤坝”,大坝两边原有的“势能差”势必导致巨大的要素流动和增长红利。

从产业辐射来看,深圳、广州的很多加工装配环节持续向附近城市转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研发、设计、制造环节也需要在扩散过程中寻找更有效率的组合。从要素溢出来看,不仅人才要素已经开始向周边溢出,而且技术、资金、企业家都需要沿着边际生产力寻求更高的要素回报……

随着人员、要素和产业流动带来的“区域趋同”,可以想象,20年以后,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就像今日上海的浦西和浦东,除了产业和企业的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上必将日益趋近。

如何在上述“区域趋同”的过程中,利用好珠江西岸的区位优势,不仅是大湾区内企业面临的重大机遇,也是摆在全国投资者面前的重大投资机遇。

消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失衡的“跛脚”现象,提升大湾区增长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作用,需要新理念、新战略。

首先,对于西岸城市而言,应该在客观认识澳门作用的前提下,根据新的交通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尽快实施战略转向:北向扎根,东向借力,南向支持。

40年风水轮流转,倾40年之力形成了新的交通区位优势,40年的等待和积累,拥有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大湾区西岸产业协同方向、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来源并不在南向的澳门,而在深圳—香港、广州—佛山两个增长极。如果依然将眼光囿于南向,就可能再次错过战略调整的窗口期。

从西岸城市的区位和产业优势来看,中山的翠亨新区和珠海的唐家湾,既拥有一桥直通深圳的便利交通,又有人才和发展新产业的优势,都是对接深圳—香港增长极或广州—佛山增长极的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应该给予重点支持。

大湾区西岸城市只有“北向扎根,东向借力”,才能更好地南向支持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化,为“一国两制”实践探索做出更大的贡献。

实事求是地说,大湾区西岸城市不仅在制造业供应链的完备程度上不及东岸的深圳、东莞或北岸的广州、佛山,在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产业集群方面,与上海、北京、合肥、南京、成都等地相比也已经失去先机,因此该地区在产业选择上既不应当继续邯郸学步,模仿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的优势产业,也不应当再复制其他城市规划中通用的“产业模板”。

相反,西岸不但要刻意避免与东岸、北岸城市形成竞争,而且还应该主动错位发展,支持北岸、东岸的优势产业,并与其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构成大湾区完整的产业生态群。

按照这样的原则选择的产业,仍然可以找到若干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并助力大湾区形成万亿级消费中心和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比如:

以通用航空产业、智能驾驶、无人机、无人船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可以为东岸、北岸的新产业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孕育着万亿级的市场机会;

以智能制造、软件开发为特色的软产业集群,不但与东岸、北岸的高端制造业形成互补,而且也有数千亿产值的规模;

以生物医药、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为代表的软产业,不但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还可以弥补大湾区的产业短板,更好地支持北岸、东岸增长极的发展;

以珠海情侣路、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百岛旅游资源为特色的旅游和会展产业,不但不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竞争,而且与澳门等地互补,有利于大湾区打造形成万亿级的消费中心,助力大湾区形成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如果说,以珠海为代表的珠江西岸城市,过去40年发展滞缓是因为处于风头水尾的交通末梢和产业末梢,那么当港珠澳大桥直通香港、高铁高速公路直通广州、深中大桥和深珠城际铁路(规划中)直通深圳之后,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西岸有没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新浦东?

如果能依托大湾区的新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产业聚集和扩散优势,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大横琴粤澳合作区实验成果,比照浦东开发,设立“大湾区西岸经济新区”,则一定能促进大湾区的平衡发展,提升大湾区增长极的动能,助力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1991年视察上海时曾经说过:“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问题。”

历史证明,浦东开发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了上海和长江流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浦东开发”这一战略举措,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加快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步伐,浦东开发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今天的大湾区西岸,无论从新地理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周边的产业集群,还是从与东岸、北岸的差距来看,都像极了20世纪90年代的浦东。在当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急需一个像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那样的战略行动来探索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改革探索中,不论是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高水平开放规则体系,高效便捷的要素跨境流动制度,与澳门相接对标的营商环境体系,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自主决策权,项目、产业、人才引进的合作机制,还是借鉴澳门税制简单、税率低的优势,克服关税壁垒和税率差异等障碍,提升市场互联互通水平等,如果最终仅止步于30多平方千米的横琴岛内,那这些探索恐怕难以达到做“大文章”的要求。

如果把新时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对外开放的设想和探索,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那必将有利于珠江西岸更好地承接来自东岸增长极、北岸增长极的产业辐射和要素溢出。

而且一旦这些产业辐射和要素转移在珠江西岸形成产业协同的外部性或“乘数效应”,必将产生新的技术成果、新的产业集群和市场聚集效应,进而对整个大湾区的区域平衡和产业协调发展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但将促成珠江西岸经济区的经济大发展,还可以探索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新高地”。

新时期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试验田的地理空间要足够大,实际影响的市场要足够大,形成的产业集群要足够大,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要足够大。珠江西岸经济区的腾飞,不但能改善澳门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彰显“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还能像当年的浦东开发一样,极大地带动大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全球瞩目的21世纪新增长极。

本文摘编自《深度转型》,本书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与美国高通胀所代表的东西方经济严重分化开始,深刻剖析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如何放大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以及全球通胀与衰退、经济“头部化”、增长不平衡等现象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冲击,进而提出了中国决策观念转型、政策机制转型、改革逻辑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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